隋唐五代·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

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稹与白居易共同倡导新乐府诗，以他们为中心，当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作家群，李绅、张籍、王建、刘猛、李余等人都有新乐府诗问世。晚唐时，皮日休和聂夷中也作有新乐府诗，则是新乐府运动的余响。元稹推崇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诸作，认为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佳作，他与李绅、白居易等都极为赞赏。元和四年(809)，元稹和作李绅的《新题乐府》，凡十二首;同年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首，于是正式推出“新乐府”的名称。在“序”中，白居易明确指出写作新乐府诗的目的及其特点。这篇序与元和十年(815)写的《与元九书》是系统阐述其文学思想的杰作。白居易提出他创作新乐府等讽谕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而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为文而作”的非功利的创作态度和浮艳的文风。他把新乐府当作有韵的奏章来对待，因此“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所说的特点有六：一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长短不限，句式不齐;二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开头第一句是题目，结尾一句显示题旨;三是“辞质而径”，词语质朴，直截了当;四是“言直而切”，直书其事，确切明白;五是“事核而实”，事实清楚，令人可信;六是“体顺而律”，文字流畅，便于吟唱。在新乐府的创作上，白居易的诗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强烈，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白居易当时任职左拾遗，一面上书言事，一面以诗为谏，深为宪宗所恶，不久便把他逐出朝廷，改授京兆府户曹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