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尊古卑今

与诗学有关的古代文论概念，是对于复古文风的批评与概括。语出《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今取新圣人书，名之孔、墨，则弟子勾指而受者必众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音也。”针对汉代经学兴盛，儒家复古思潮的弥漫，作者指出，能文通士很多，不一定就是古代圣人孔子墨子的同类。新时代的作者，其心意有所通于客观事物，于是作书喻意，抒写襟怀，同样获得人们的理解与接受，就应该尊之为“新圣人”，何必一定要托之于古代神农、黄帝、孔子、墨子而为说呢?但是世俗之人，由于受“尊古贱今”传统心理的影响，他们以是否合于“古”来衡量文章的是非美丑，因而今人之作，也往往假托古圣人之名，才能得到人们的信奉与崇拜。《淮南子》揭示这种荒谬心理所造成的错误批评，重压在文艺之上，严重影响了诗歌文学的发展。后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新论·闵友》中继承了《淮南子》的观点，一方面称颂同时人扬雄为“才智开通、能人圣道”的新圣人，一方面又严厉批评了当时汉儒“尊古卑今”的复古文风，说：“世咸尊古卑今，人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若遇上好事者，必以(扬雄)《太玄》次五经也。”他热情歌颂了当代文人扬雄著作中潜在的创新精神，并用它来作为反对复古思想的理论武器。桓谭的理论，后来又被东汉初的王充发扬光大，如《论衡·齐世》：“画工好画上代之人，秦汉之士，功行谲奇，不肯图。[不肯图]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论衡·案书》又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王充坚决反对这种厚古薄今的不良倾向，认为文章无论古今，批评标准只有一个，即善恶是非美丑，所以说“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论衡·案书》)。王充又根据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事实，指出了今胜于古的必然趋势。社会在发展，文学也日趋进步，“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彩，禹目当复重瞳”(《论衡·自纪》)，是没有道理的，俗儒“尊古卑今”之论，是错误的。因此，他极力提倡文学讴歌当世，称誉同时的文人如班固、傅毅等为“文雅之英雄”(《案书》)。汉人对于“尊古卑今”的批评，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影响深远。如曹丕《典论·论文》及葛洪《抱朴子》，均可见其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