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唐诗研究在国外

有唐一代，诗人灿若群星，诗篇浩如烟海，国外学者都认为唐代是中国诗歌艺术的辉煌时代。无论在日韩还是在俄苏、欧美，唐诗译研最盛者，首推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大家，而王维、孟浩然、高適、寒山、李贺、韩愈、柳宗元、杜牧等诗人，也多见长文或专书译论。在西方，也许受女权主义影响，女诗人薛涛和鱼玄机越来越受人重视。就翻译而言，日、韩、越、俄、英、法、德、意、捷、匈、瑞典诸文种，均拥有多种唐诗选译本，足见其传播之广。许多学者，如日本的服部南郭、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铃木虎雄、前野直彬、目加田诚，英语国家的亚瑟·韦利(A.Waley)、华兹生(B.Watson)、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德语国家的德博(G.Debon)、柴赫(E. Von Zach)，法国的圣德尼(Hervey de Saint-Denys)、戴密微(P.Demiéville)、程纪贤，瑞典的马悦然(G.Malmqvist)，意大利的马格里尼(M.A.Magrini)，匈牙利的陈国(B.Csongor)，苏联的费德林、艾德林、吉托维奇等，均以翻译唐诗(及其他作品)或享誉本国，或蜚声寰宇。比较重要的合集译本和个人专译，迄今已难以计数。就合集而言，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的《唐诗选》、前野直彬的《唐代诗集》、圣德尼的《唐代诗歌》、亚瑟·韦利的《汉诗百七十首》及其续集、德博的《唐诗》、费德林(与人合作)的《中国古诗集》唐代卷等，都是读者喜爱的译本。我国名集《唐诗三百首》，也有目加田诚的日译本和威特·宾纳(W.Bynner)和江亢虎的英译本(名为《群玉山头》)流传。就专集而言，除“李白研究在国外”、“杜甫研究在国外”和“白居易研究在国外”诸条所列者外，尚有多种其他诗人的译介，其中王维、高適、寒山、李贺、杜牧等，所占比重较大。由于唐代国力强盛，中外文化交流频繁，日、朝、越等国也在当时或稍后不久就开始了唐诗的鉴赏和研究，日本虎关师炼、狄生徂徕，高丽李仁老、申钦，越南胡春香等，均有诗话或文集论及唐诗。进入二十世纪，国外研究开始繁荣起来，不仅出现了几乎遍及初盛中晚唐各个阶段的通才，而且出现了独擅一面的专门家。他们的成果，有注释、鉴赏和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注释重在解说僻词、习语、史实、掌故、异物、风俗等内容;鉴赏不求全面分析，而凭兴之所之，随意而谈，如前野直彬的《唐诗鉴赏辞典》、傅汉思《梅花与宫女》(选有唐诗)。严格的学术研究，则广涉诗人、诗派、诗史、诗体、诗艺、诗蕴、诗思。综而观之，可分为如下几项内容：(一)诗人评传。这类著作为数众多，而入谷仙介评王维，松浦友久评李白，黑田洋一、洪业、谢列布里亚科夫评杜甫，花房英树、平冈武夫、亚瑟·韦利评白居易，原田宪雄评李贺，刘若愚评李商隐，荒田健评杜牧等著作，堪称代表作。若诗人身份不明，便需博览群书，细心钩稽，如吴其昱关于“寒山子”的考辨(他视之为隋唐之际名僧“智岩”，但未得普遍认可)。(二)诗史研究。宇文所安所撰《初唐诗》、《盛唐诗》和《韩孟诗》，涵盖面大，具有叙史性，已引起学界重视。前两者用一定篇幅梳理宫体诗的发展，并阐述其对盛唐诗风形成的影响。古人称宫体“伤于轻艳”，论者却展示远比“轻艳”为丰富的风格特点，因此他宁可称之为“宫廷诗”。日韩、俄苏和欧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也包括唐诗发展演变的叙述。(三)诗体研究。包括古体、近体特点研究，以及写景、隐逸、边塞、行旅、游仙、讽喻诸体代表作之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例如，高友工、梅祖麟合写的两篇长文(分别载于《哈佛亚洲研究》第31、38卷)，从新角度细剖了近体诗的句法、意象、隐喻、典故等因素;戴密微的王梵志研究、达格丹诺夫的王维禅佛思想研究、薛爱华(E.H.Schafer)的曹唐游仙诗研究，均与宗教有关;而王孟的山水、归隐之作，高岑的戍边怀乡之作，元白的新体乐府等等，也有不少精彩论说。(四)诗艺研究。这一研究涉及诗质、诗媒、诗境、诗律等问题，而且由于常以外国诗歌(尤其是西方诗歌)为衬托，因此显得益加丰富多彩。探讨唐诗的抒情性、句法特点、并置意象、诗句的移情和当下效果、描写“自然之境”、“仙境”和“人境”的艺术手法等等，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更好地译介唐诗、乃至整个中诗，学者们也对翻译方法展开了研究，如关于“拆字法”、“对译法”、“原型法”、“意象突出法”、“弹跳格法”等译法的探讨。一般认为，如何处理中诗意象，往往关系到译文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