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电影·新现实主义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电影运动，具有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和艺术创新特征。电影史家们几乎一致公认，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1945) 是这一流派诞生的正式标志。然而，“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倾向，可以在意大利电影的传统中找到其根源。1915年以前的意大利电影就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是当时文学和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带给它的，尼诺·马托戈利奥的《迷失在黑暗中》 (1914) 可视作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这一现实主义曾一度为反动的“白色电话片”所取代，但却从未消失，而是在布拉塞提、索尔达和卡美里尼的民众主义电影中继续存在着，其代表作是卡美里尼的《男人们多么粗野!》(1932)。这种现实主义趣味曾受到苏联电影和30年代法国现实主义学派的影响。

战时和战后的整整一代电影工作者中，绝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当时政体的反对者，他们对于严重脱离实际的官方电影极为不满，强烈要求用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拍摄出新的影片。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特征的影片最初出现在1942年。维斯康蒂的《沉沦》由于触及了意大利现实生活的悲惨景象而遭到禁映，而“新现实主义”一词正是意大利影评人鲁奇诺·彼特朗吉里在评论这部影片的一篇文章 (发表在《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 里率先使用的。同年还出现了布拉塞提的《云中四部曲》、德·西卡的《孩子们在注视我们》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鉴于这些影片的出现，另一位著名评论家、罗马电影实验中心的教授温别尔托·巴巴罗，于1943年发表了 《新现实主义宣言》，抨击了当时意大利电影中“大量出现的那种幼稚、刻板的陈词滥调”，并指出，“新现实主义”一词不仅是指艺术手法的真实，还指应有按照革命理想进行干预政治和社会的内容。

自1945年到1951年，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着“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片： 罗西里尼的《游击从》 (1946)，德·西卡的《擦鞋童》 (1946)、《偷自行车的人》 (1948) 和 《米兰的奇迹》 (1951)，德·桑蒂斯的《艰辛的米》 (1949) 和《橄揽树下无和平》 (1950)，捷尔米的《以法律的名义》 (1949)，卡斯德拉尼的《两分钱的希望》(1950) 等。如同许多电影流派一样，新现实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其代表人物公认的美学纲领。从上述代表作品来看，它们体现出的创作原则可大致归纳为： 通过对真实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注重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具有干预社会和政治的主题和内容，强调实景拍摄，使用非职业演员，反对明星制度，提倡“时事新闻片”式的导演风格。有些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影片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纪录电影”倾向，这类创作者如罗西里尼、德·西卡、柴伐蒂尼和安东尼奥尼，二是“浪漫主义”倾向，此类导演如德·桑蒂斯、拉都达，严格说来，属于这一倾向的艺术家的现实主义观点就相对弱些。

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和运动，只持续了几年时间。到50年代初，它已趋向衰落，尽管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德·桑蒂斯的《罗马11时》 (1952)，德·西卡的 《温别尔托·D》 (1952)等优秀影片。1953年，在柴伐蒂尼倡议下由六位导演拍摄的集锦片 《城市里的爱情》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运动的结束。其后，意大利电影的四位著名人物： 罗西里尼、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各自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人们已无法将他们归入同一流派，甚至大致相同的流派。 致使新现实主义运动趋向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左派被从政权中排挤出来，基督教民主派开始对左倾思想及其人物实行控制。其次，由于新现实主义运动参加者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各自表明了不同的倾向、立场、观点、文化修养和个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分化。第三，新现实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了。新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和运动虽然很快结束了，但它却对意大利电影乃至整个世界电影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可以说，二次大战后的各国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现实主义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