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的文献·清代诗文文献·清代诗文集的流传与收藏

中国古代社会是个典型的书香社会。自宋代以降，雕版印刷和图书贸易十分发达，不仅皇家、官署、学校藏书丰富，私人藏书风气也很浓厚。在经济繁荣、印刷出版业发达的清代，产生数量众多的诗文集并留存于世，本是不难预期的。但遗憾的是，清代藏书风气总体上佞古倾向严重，重视宋椠元版书，连明版书都不放在眼里。留心收藏明代诗文集的只有黄虞稷、刘承干、陈田等少数人，本朝诗文集就更无人收藏了。除了少数名家集子被人阅读庋藏，或一些稿钞本被留心文献者珍藏外，大多数诗文集刊本都任时间淘汰，自生自灭。更兼近代以来，万方多难，传世文献一毁于兵燹，二失于列强掠夺，三厄于“文革”，公私藏书遭受无法估量的损失。时至今日，存世清代诗文集总数虽有四万多种，但传本已极少，许多晚近刊本竟也极珍稀罕见。这使得清代诗文集的收藏极为分散，不易阅读。以我们访读所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清代诗文集是最为丰富的，其次是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历史所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后期诗文集也相当丰富，此外像广州中山图书馆、桂林广西自治区第二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收藏的乡贤别集也很齐全。这些图书馆所藏，应已占存世清代诗文集的绝大部分，其他图书馆所藏溢出上述图书馆的书已不多。海外所藏溢出国内图书馆的书，估计也不会太多。京都大学是日本收藏汉籍数量最丰富的单位，所藏清代诗文集溢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藏本之外者，寥寥三数种而已。台湾中央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所藏也有限，国民党当年撤退时将许多珍贵古籍装运到台湾，清代文籍来不及搬运，都留在了大陆。今天考察和搜集清代诗文集的资料，首选是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四座城市。复旦大学图书馆有刘承干嘉业堂旧藏清集，多稿抄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邓之诚多年搜罗的清集，以清初刊本为富; 中国社会科学文学所图书馆有张寿镛约园旧藏，益以郑振铎、何其芳任所长期间购自中国书店的大量稿抄本、刊本清集，计约三千种。刘、邓、张三位都是晚近致力于搜罗清代文献的专家，他们所藏的清代诗文集多有珍秘之本。

中国古代文献的流传，以唐代为界，划分为抄本和刊本两大阶段。抄本时代，书籍以传抄的方式流通传世，因而书无定本，篇目、文字都有较大歧异;到了刊本时代，书籍主要以印刷的方式流传，读者遂有篇目、文字相同的定本可依。当然，由于雕刊印刷的发达，一书或有不同版本行世，再加上稿抄本，也带来篇目、文字的异同问题。宋元时代为时久远，稿本和刊本都流传无多，传世抄本也多属后人传抄，篇目和文字异同相对较少;明清两代稿本和刊本都留存较多，各种本子所收篇目和文字乃至附录往往有较大差异，于是相对于准确意义而言的文献价值意义上的校勘就变得重要起来，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唐宋以前的别集。这就要求我们在调查清代诗文集时，尽可能地查阅不同版本甚至同一版本的不同藏本，以便多方获取各种资料。比如《国朝诗话》作者杨际昌，著有《澹宁斋集》，汤纪尚《槃文甲集》收有他的传记，不载生卒年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乾隆刊本《澹宁斋集》，有杨氏后人手跋，详述先祖生平著述，据以知杨际昌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卒于嘉庆九年(1804)，这就是作者家藏本的特殊价值。又如顾图河《雄雉斋选集》，通行为康熙间刊六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康熙刊本却配有续集抄本一册，后有乾隆三十三年(1768)张四教手跋，云：“花田太史为教王母之从父兄，又母之世父也。昔舅氏授以此册，藏之二十余年，偶于友人家得见太史改抹手迹，盖晚年意有未安，再加审定者。借归敬临一过。太史尚有续集未梓，当合此中所收者，重锓一本。教有志焉，而未能也。”考《清人别集总目》，《雄雉斋选集》并无续集刊行，此本所附的续集应是未刊稿抄本，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