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籍·史记

第一部“正史”，也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通史，总括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史事。因撰者司马迁曾为太史令，自称“太史公”，故其书原名 《太史公书》，魏晋之际才开始被人称为《史记》。《史记》之前的古史，有纪、世家、表、书等体裁，如《禹本纪》、《世家》、《春秋历谱牒》、《尚书》 等，但均为一书一体，而且组织也不够缜密。司马迁首次将各种体裁合为一书，创为纪传体，其中各体篇章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呼应，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上古至当朝不同人物的历史活动。《史记》虽被后代钦定为 “正史 “，但其思想绝不“正统”，相反却与汉代以后被奉为正宗的儒家思想大异其趣。班固曾经批评司马迁说： “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弊也。” 甚至有人以其为 “谤书”，魏明帝曾说： “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 《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现代学者多以此为据，来证明 《史记》 的不朽价值。其实，作为一部史学著作，《史记》的生命并不在其敢于标新立异或褒贬帝王的胆识，而在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的 “实录” 精神。如其记载当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风云际会，既有其英雄的一面，也有其无赖的一面，后代史家的笔下，是难以达到这种真实程度的。因此，尽管 《史记》 多文学笔法，鲁迅曾誉其为 “无韵之 《离骚》”，但仍被后代读者视为信史。《史记》所记载的历史人物，涉及帝王、诸侯、贵族、官僚、将帅、学者、文人、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商人、占卜者、俳优等，凡是在历史上有影响者，都为之立传。这与后代“正史” 的选择标准颇有不同。从文风上说，司马迁不同于后代史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其感情色彩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于笔端，如《孔子世家》： “《诗》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又如 《屈原贾生列传》： “余读 《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再如 《伯夷列传》： “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生逸乐，富厚累世不绝; 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倘若天道，是邪?非邪?” 再如 《管晏列传》： “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再如 《李将军列传》： “《传》 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诸如此类，常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但却是史家大忌。后代史家以平静的心情来叙述历史，绝不让个人感情流露在字里行间，也许更像“史笔”，但却失去了 《史记》那样的魅力。《史记》 问世后，注家很多，而以南朝宋裴駰的 《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 《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 《史记正义》最著名，这就是与现代通行版本合印在一起的所谓“三家注”，为研读《史记》 的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