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傅山·自遣》原文赏析

扬雄拟我愧非伦，况复无才撰美新。什一懒营虚笑鬼，寻常守辱失钱神。生憎褚彦兴齐国，喜道陶潜是晋人。破衲黄冠犹未死，还因邻里问僧珍。

诗为“自遣”，即抒写自己的怀抱。诗题标明了其写作缘起：作者曾在盂县 (今属山西)作客，盂县有人向右元打听作者情况，右元用诗对作者大大赞扬了一番，作者感到有些过分，于是和作一首。右元，作者友人，当是郑大元，曾同作者一起隐居过。

右元在诗里大概把作者比做扬雄，所以这首和诗起联即言：“扬雄拟我愧非伦，况复无才撰美新。”前一句说他比不上扬雄，这是他的自谦。扬雄是汉代著名的学者，甘于寂寞，勤于著述，本传谓其“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友人将他比扬雄应当说是很高的赞许，扬雄的为人为学作者当也是景仰的。可第二句说自己无才写不出《美新》那样的文章，就有些讽刺之意了。《美新》即《剧秦美新》，这篇文章对王莽的新朝有所美化，确实是扬雄一生很大的过失。友人作诗时不必想到这层，而任何比拟也难做到完全准确，作者这样说，不能理解他是对友人的苛责，甚至也不是苛责扬雄，而是借题发挥，说自己决不趋附现在的新朝，决不像那些朝秦暮楚之徒那样卑劣。颔联写自己淡泊自处，不慕荣利。两句用了两个典故：南朝宋代的刘伯龙，生活很是困窘，他想营求什一之利(即经商)，找手下人商量，而遭到鬼的一顿讥笑(见《南史·刘粹传》);晋朝鲁褒“伤时之贪鄙”作《钱神论》，有言曰：“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晋书·鲁褒传》)这两句说，我懒得营利，鬼笑话不到我;我一贯甘受屈辱，无官司可打，钱神也就失去了作用。很可能友人在诗里十分赞扬作者的高洁志趣，这里用“懒营”、“守辱”这近于消极的词语作答，有表示谦虚的意思。另外，扬雄在《解嘲》中说过“高明之家(即富贵之家)，鬼瞰其室，攫拿(即依仗权势)者亡，默默者存”的话，而自己既非“高明”者，又非“攫拿者”，哪怕什么鬼神、亡灭之祸呢?这暗中又与首联“拟扬雄”照应。颈联写易代之际自己的依违去就，又与首联的“无才”联系。褚彦，褚渊，字彦回，原为南朝宋代的辅弼大臣，后参与萧道成(即齐太祖)篡夺宋政权的政变，任齐尚书令。这里当是影射降清的明朝大臣。“生憎”，很憎恨。“喜道陶潜是晋人”，是说陶潜耻事二姓，忠于晋室，萧统《陶渊明传》谓其“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喜道”有自明心迹意，亦有推重不肯仕清的遗民(包括友人在内)的意思。尾联表示至死不改素志，与志同道合友人一道隐居。“破衲黄冠”，这里指道服。作者在明亡后长期穿道士服装，以“方外人”的生活方式拒绝清朝的笼络。“僧珍”，即吕僧珍，南朝梁人，当时一个官员罢职后用了一千一百万钱买了一处与他为邻的房宅，僧珍觉得太贵，那位官员说“百万买宅，千万买邻”，意思是说僧珍是极难得的好邻居(见《南史·吕僧珍传》)。这里的僧珍是指右元及其他道友。徐珂《清稗类钞》隐逸类辑有一条资料云：“太原郑大元，偕孙縡、段樵、傅山隐沁源山中。”可与此句相参。

这虽是一首抒怀诗，但在形式上又是一首和答诗，这种作品一般是在原作基础上加以发挥，带着框框“做文章”，难得自如从容。此诗关键是抓住友人“拟扬雄”之说，一气写来，若即若离，有似扬雄处，有异扬雄处，作者的立身行事也就自然显现出来了。诗中用典很多，用得较活，又多是晋宋南朝人事，也显得较集中。当然典故多，在作品内涵加大的同时，也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延君寿说傅山的诗“奇辟精奥”(《老生常谈》)，看来也不能只从优点方面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