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表彰的女德。“节”原指妇女保持贞操，夫死后不改嫁，从一而终，不事二夫，叫作“守节”，简称“节”;夫死后自杀，叫作“殉节”，简称“烈”。“节烈”观念是男性社会的产物，前提是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用传统术语说，即男性是女性的“所天”，这正如家天下时代的君臣关系。但是，“节烈”观念并非古已有之，卓文君、蔡文姬等都是一嫁再嫁，当时人不但不以为非，而且传为佳话。曹操破袁绍，将袁的儿媳甄氏配给曹丕，唐玄宗贵为天子，却娶了寿王之妃杨玉环。也就是说，唐代以前，男性并不十分看重女性的“贞洁”。宋代以后，女性的“贞洁”才成为伦理学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论》中特意记录了一段五代小说：一位小官员王凝在北方任所病故，其妻李氏携幼子带着亡夫的遗骨东归，过开封，投宿一家旅店，店主人见其独携一子，心有疑窦，不许其宿。李氏见天已薄暮，不肯去，店主人便牵着李氏的手臂，硬将其拉出了旅店。李氏仰天长恸，叹道：“我为妇人，不能守节，竟让别的男子来拉我的手!我不能让这只手污染我的全身!”于是引斧自断其臂。开封府为之轰动，开封府尹(市长)将此事上报朝廷，李氏得到厚恤，而店主人则被处以笞刑。这本来出自小说家言，欧阳修却郑重其事将其写入正史中，本意是想“羞辱”历仕五姓的冯道，但也可以看出宋代士大夫对女性“贞节”的重视。曾有人问理学家程颐：寡妇如果不改嫁，就可能饿死，怎么办?程颐回答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将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南宋朱熹对蔡文姬的再嫁也表示非议。明清时代，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节烈”二字自然成为统治者提倡的女德，朝廷对“节妇烈女”都要加以表彰，并在当地建立牌坊，这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一种殊荣。清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写一老秀才王玉辉，女儿死了丈夫，想寻短见，他竟对女儿说：“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就这样做罢。”女儿死后，他还说：“死得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样一个好题目死哩!”这就叫“以理杀人”。不过，这种极端的事例在古代并不常见，常见的是夫死不嫁的“节妇”。随着传统社会的瓦解，这一违反人性、不近情理的“节烈”观念也被送进了历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