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因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等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明代中期以后，“文以载道”的古文传统受到猛烈冲击，如李贽提倡“童心”，“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都是对这一传统的挑战。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博学成为一种时尚，这也给古文家提出了新的课题。清初的方苞，这位来自桐城的八股高手和朝廷重臣，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拈出“义法”二字，来表达他对古文写作的新见解。他解释说，“义”就是《易经》上说的“言有物”，“法”就是《易经》上说的“言有序”，这种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就是所谓“义法”。在文辞上，他认为古文应该以“雅洁”为正，“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在唐宋古文家那里，“文”与“道”是两个概念，而在方苞的“义法”则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法从义生，义由法显，两者密不可分。故“桐城义法”后来成为一个专门术语。刘大櫆作为方苞的同乡后学，其古文虽曾受到这位文坛前辈的激赏，但他在考场上却没有方苞那样的运气，总是名落孙山，乾隆年间被推荐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博学鸿词试，依旧落选，最后只做过一个县的教谕。刘大櫆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古文的写作艺术，他认为：“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文人的能事就是神气、音节、字句，而义理(思想)、书卷(学问)、经济(经世济民之策)则是文人手中的材料。其气象比“文以载道”的传统开阔得多。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是姚鼐，他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又总结“文章”的八大要素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进而概括出“文章”有“阳刚”和“阴柔”两大风格，从而建立起一套非常严密的古文理论。姚鼐还编选《古文辞类纂》，来阐扬证明他的理论。这部书风靡一时，一直流行到今天。由于姚鼐的鼓吹，桐城古文名噪一时，刘大櫆八十岁寿诞时，一位名叫程晋芳的年轻文人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文人学者转相传述，遂有“桐城派”之称。不过，桐城派并非一个地区的流派，而是一个风行全国的流派，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但也曾经成为桐城派的领袖，而象林纾这样以翻译西方小说名家的古文家，也曾经是桐城派的中坚。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夕，北京大学国文系就曾是桐城派的堡垒。清代学者曾将所谓“学”分为理学家的义理之学、学者的考据之学与文人的词章之学。当时的习气，理学家瞧不起考据家的咬文嚼字和文人的华而不实，学者瞧不起理学家的信口雌黄和文人的空疏浮浅，文人瞧不起理学家的道貌岸然和学者的琐屑丛杂，而姚鼐却将这三者都纳入他的理论系统：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古文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文，这种主张最符合传统的文学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者根据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去衡量桐城派的理论和文章，就觉得应该将桐城古文驱逐出“文学之林”，甚至有“桐城谬种”的恶谥，而现代读者以欣赏文学创作的眼光去阅读桐城古文，自然也读不出其精彩来。须知桐城古文主要是应用写作，不是文学创作。现代学者朱光潜的学术论文写得清正雅洁，据他自己说，就是得益于他少年时代曾对桐城古文下过相当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