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文以载道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一种观点，认为文艺是为封建伦理政治服务的。隋王通《中说》： “子曰：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他发挥了儒家正统的文艺思想，重道行，轻文艺，开文以载道的先声。唐韩愈在古文运动中倡导以古文传古道，他在《答陈生书》中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又说：“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所谓“古道”就是儒家正统的道德伦理观念，它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也充满封建糟粕。因而这种以古文传古道的观点带有明显的封建色彩和历史局限性，但它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内容要充实，并且力求推陈出新，这对结束六朝以降形式主义的骈文的统治，促进古代散文的健康发展都有着积极可贵的一面。所以，苏轼推重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有人把韩愈的这种文学主张概括为“文以贯道”、“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他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简明地阐发了这一文学思想： “文者，贯道之器也。”唐古文运动的另一位倡导者柳宗元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圣人之言，期以明道。” “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这一观点与韩愈基本一致，并未超出封建道统，但柳宗元更主张“辅时及物为道”，要求积极参与国事，因而它不仅在革除六朝绮靡文风上有积极意义，而且在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这是“文以明道”的提出。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说： “文所以载道也。”这里虽然表面上看来是继承了韩愈的文学主张，并明确提出了“文以载道”，但基本思想已有所不同，理学家之“文”主要指语言文字本身，已非韩愈之“古文”，理学家之“道”主要指心性义理之学，与韩愈的“古道”也有差别。“文以载道”、 “文以贯道”、“文以明道”其实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文艺思想，荀子的文学观的核心是“明道”，刘勰文艺观的基点是“原道”，韩愈、柳宗元等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政治和文艺的要求，把它阐发得更为明确了。由于“文以载道”说有利于封建统治，而后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确立的文艺思想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